我离开欧洲的时候,安德烈十四岁。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,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,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,一百八十四公分高,有了驾照,可以进出酒吧,是高校学生了。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“婴儿肥”,线条棱角分明,眼神宁静深沉,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,手里拿着红酒杯,坐在桌子的那一端,有一点“冷”地看着你。
我极不适应——我可爱的安安,哪里去了?那个让我拥抱,让我亲吻,让我牵手,让我牵肠挂肚,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,哪里去了?
我走近他,他退后；我要跟他谈天,他说,谈什么?我企求地追问,他说,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,我是我。
我想和他说话,但是一开口,发现,即使他愿意,我也不知说什么好,因为,十八岁的儿子,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。他在想什么?他怎么看事情?他在乎什么,不在乎什么?……我一无所知。
他在德国,我在香港。电话上的对话,只能这样:你好吗?好啊。学校如何?没问题……
假期中会面时,他愿意将所有的时间给他的朋友,和我对坐于晚餐桌时,却默默无语,眼睛,盯着手机,手指,忙着传讯。
我知道他爱我,但是,爱,不等于喜欢,爱,不等于认识。爱,其实是很多不喜欢、不认识、不沟通的借口。因为有爱,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。
不,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。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,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。我要认识这个人。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。于是我问他,愿不愿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,条件是,一旦答应,就绝不能半途而废。
他答应了。我还不敢相信,多次追问,真的吗?你知道不是闹着玩的,截稿期到了,天打雷劈都得写的。
我没想到出书,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,我只有一个念头:透过这个方式,我或许可以进入一个十八岁的人的世界。
因此,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,我确实吓了一跳。有一天,在台北一家书店排队付账的时候,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,用低沉的声音说:“如果不是你的文章,我和我儿子会形同陌路,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对方说话。”他的神情严肃,眼中有忍住的泪光。
很多父母和他一样,把文章影印给儿女读,然后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开话题。美国和加拿大的父母们来信,希望取得我们通信的英文版,以便他们在英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能与他们分享。那做儿女的,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岁的人了,跟父母无法沟通；虽然心中有爱,但是爱,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,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,没有纱布可绑。
这么多的信件,来自不同的年龄层,我才知道,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,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,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,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。我们的通信,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,被其它漂流不安、寻找港湾的船只看见了。
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和辩论。我常批评他文风草率,“不够具体”,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,太重细节。在写作的过程里,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:他把写作当“玩”,我把写作当“事”。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,也出现对比:他有三分玩世不恭,二分黑色幽默,五分的认真；我有八分的认真,二分的知性怀疑。他对我嘲笑有加,我对他认真研究。
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,你得从头学起。你得放空自己。
我们是两代人,中间隔个三十年。我们也是两国人,中间隔个东西文化。我们原来可能在他十八岁那年,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,从此天涯淡泊,但我们做了不同的尝试——我努力了,他也回报以同等的努力。我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,他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。
日后的人生旅程,当然还是要漂萍离散——人生哪有恒长的厮守?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语,如星辰凝望,如月色满怀,我还奢求什么呢。
龙应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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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应台,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。1984年出版《龙应台评小说》,一上市即告罄,多次再版,余光中称之为“龙卷风”。1985年以来,她在台湾《中国时报》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,掀起轩然大波,以专栏文章结集的《野火集》,印行100版,销售20万册,风靡台湾。1999年,受台北市市长马英九之邀,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,2003年辞职。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。龙应台作品有《野火集》《孩子你慢慢来》《中国人,你为什么不生气》等。
亲爱的MM(妈妈):
我们的书要出版了——不可思议吧?那个老是往你床上爬的小孩,爱听鬼故事又怕鬼、怕闪电又不肯睡觉的小孩,一转眼变成一个可以理性思考、可以和你沟通对话的成人,尽管我们写的东西也许有意思,也许没有意思。
你记得是怎么开始的吗?
三年前,我是那个自我感觉特别好的十八岁青年,自以为很有见解,自以为这个世界可以被我的见解改变。三年前,你是那个跟孩子分开了几年而愈来愈焦虑的母亲。孩子一直长大,年龄、文化和两地分隔的距离,使你强烈地感觉到“不认识”自己进入成年的儿子。我们共同找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方法,就是透过写信,而这些信,虽说是为了要处理你的焦虑的,一旦开始,也就好像“猛兽出闸”,我们之间的异议和情绪,也都被释放出来,浮上了表面。
这三年对话,过程真的好辛苦:一次又一次的越洋电话、一封又一封的电子邮件、很多个深夜凌晨的在线对谈、无数次的讨论和争辩。你老是啰唆我的文字风格不够讲究,老是念念念“截稿期到了”,老是要求我一次又一次地“能不能再补充一点细节”。其实,有时候我觉得我写得比你好!
现在三年回头,我有一个发现。
写了三年以后,你的目的还是和开始时完全一样——为了了解你的成人儿子,但是我,随着时间,却变了。我是逐渐、逐渐才明白你为什么要和我写这些信的,而且,写了一段时间以后,我发现自己其实还蛮乐在其中的,虽然我绝对不动声色。
开始的时候,只是觉得自己有很多想法,既然你给我一个“麦克风”,我就把想法大声说出来罢了。到后期,我才忽然察觉到,这件事有一个更重大的意义:我跟我的母亲,有了连结,而我同时意识到,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会得到的“份”,我却有了。我在想:假使我们三年前没开始做这件事,我们大概就会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,只是继续过日子,继续重复那每天不痛不痒的问候:吃了吗——嗯,功课做了吗——嗯,没和弟弟吵架吧——没,不缺钱用吧——嗯……
三年,真的不短。回头看,我还真的同意你说的,这些通信,虽然是给读者的,但是它其实是我们最私己、最亲密、最真实的手印,记下了刻下了我们的三年生活岁月——我们此生永远不会忘记的生活岁月。
谢谢你,谢谢你给了我这个“份”——不是出书,而是,和你有了连结的“份”。安德烈
作者：安德烈
(本文来源：南方农村报 )
